上海市是我国化学类基础研究和新药研发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高校院所和新药研发公司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化学废弃物。今年上海“两会”期间，有多位委员都关注到了危险废物的处理问题，建议建立健全危险废弃物处置管理制度。
两会关注
各工业区管委会在进行园区规划时，要对园区产生危废情况进行预测，并配合环保部做好信息公布工作及项目落户工作。财税部门可以对于具有先进危废处理技术的企业设立建立专业项目补贴，并对企业开发先进处理技术实施奖励政策。要建立健全化学废弃物处置的管理制度。
当前上海正在向着新型工业化城市转型，伴随而来的却是工业固体废物的问题愈加凸显，尤其是危险废物危害极大，处理不当，既损害生态环境又危及城市公共安全。
另外，上海市是我国化学类基础研究和新药研发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高校院所和新药研发公司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化学废弃物。然而，研发类化学废弃物其成分具有不确定性及潜在的危险性，环保、安全的隐患较为突出。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有多位委员都关注到了危险废物的处理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城市安全。
现状│“危废”处理能力极不平衡
环境部于2015年12月发布的《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显示，2014年上海产生的危险废物(以下简称“危废”)总量高达62.8万吨，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名前七。但是目前上海市危废处理能力理论上仅堪与前述产生总量持平，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当前乃至未来上海工业企业的发展和实际需求。
据安翊青、江宪委员向环保部门、工业园区及具有较强处理危废能力的企业进行调查了解，发现上海危废处理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危废处理企业选址规划不科学，未配合工业园区建设，区域内就近处理比重不高，导致上海危废跨区域甚至是跨省市处理需求增多，转移过程的环境风险难度加大，将加重上海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根据《国家危废名录》，我国的危废种类共有49种，但目前上海危废处理企业仅能处理其中的44种;并且危废处理极不平衡，部分危废处理能力严重不足;而且大多危废处理企业由于建厂较早，选址未进行科学化论证，上海104个工业园区里仅有十分之一的园区配套建设了危废处理厂，其余处理厂均距离园区较远，这样导致危废得不到就近处理，跨区甚至是跨市处理的要求呈上升趋势，这样与上海市2015年-2017年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要求相悖。
两位委员还发现，一些企业危废处理技术较为落后，容易造成土壤及大气的二次污染。根据市环保局公布的《危废经营许可证名单》，上海30家危废处理企业大多数仍在通过较为传统的焚烧、填埋等手段处理危废，并对前述处理方式没有采取有效的预处理及后续处理技术，容易损害土壤及大气质量，无法实现预期的处理目标。而对曾经遭受危废问题严重困扰的欧美及日本，已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替代上述处理技术，防止了二次污染的发生。
建议│妥善处置研发类化学废弃物
如何处理危废问题，两位委员建议，环保部门与工业园区应做好信息联动工作，将上海各工业园区危废项目产业现状及信息进行公布，并就稀缺项目及先进技术制作指导目录，做好前述企业落户工业园区的管理与指导工作。
另外，他们还建议，各工业区管委会在进行园区规划时，对园区产生危废情况进行预测，并配合环保部做好信息公布工作及项目落户工作。而财税部门对于具有先进危废处理技术的企业设立建立专业项目补贴，并对企业开发先进处理技术实施奖励政策。
如何对研发类化学废弃物进行安全、妥当的处置是亟待关注的一个问题，赵国靖委员建议，要建立健全化学废弃物处置的管理制度。不仅要对化学废弃物的处置、实验室的排污设定原则性的要求，并且要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管理措施，对实验室化学废弃物逐步实现从收集、储藏、处理等全过程的安全管理，并加强日常监管，使得相关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应明确使用单位是处理化学废弃物、残余化学品的第一责任者，也是第一处理现场。
“定期组织相关培训，并给予受训人员培训证书”，赵国靖委员建议，获得证书的人员负责化学废弃物的日常管理，并落实岗位责任制。一方面通过培训来提升实验室管理员的专业素质;另一方面借助培训来增强各高校院所、新药研发公司的环保意识。
赵国靖委员还建议，配发统一的高密度聚乙烯密闭废液桶、废硅胶收集桶。不同的废液种类，应选择不同的容器颜色。同时，配发本市统一的化学废弃物质登记卡，注明有机废液、无机固废、废弃硅胶的主要成分、收集时间、实验室名称及地点、负责人以及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化学废弃物质登记卡的使用一方面规范了管理，提高了废弃物处理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准确详细地统计化学废弃物的信息，为日后的处理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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